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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鹿奶粉到达芬奇家居，商业欺诈已成不争的事实；从嫖宿幼女到落水被救漠然离开，道德沦陷已成难除的顽疾。工业化、市场化、信息化，在经济繁荣的背后，留下的是一个满目疮痍的社会。此时，属于这片大地的每一个人都应冷静地想一想：我们为什么会堕落？

我们为什么会堕落？这可是个大题目，作为一名资深非著名臭老九，管理学的出身只能让我从管理思想史观的角度，回到历史中努力去寻找一种可能的解释。不幸的是，我的结论将这种堕落责任指向了社会的管理者及其治理机制，进而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温总理在两会记者见面会上所言：政治改革不推进，已取得的经济改革的成果就可能丧失。

还是回到管理思想的历程上，看看工业化、市场化或资本主义精神诞生的前前后后，并由此展开我们的联想。

学管理的人哪怕是号称学过管理的人，当然不会漏掉马克斯·韦伯及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是一本在管理思想史上，尤其在工业化前、科学管理诞生前的一本极其重要的著作。韦伯以非常肯定的方式宣称了是新教教义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资本主义精神是由追求精神财富和世俗成功的新教伦理所创造的。

为什么会提到韦伯？因为我想从历史的角度去看一看，为什么百余年的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少有出现中国今天的商业堕落，即便有往往也有一种社会性治愈机制，我想找一找当初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诞生时究竟注入了什么力量。

有关管理思想史的理论问题不用多解释，直接讲结论。应该说有三种力量最终带来了工业革命和人类的新文化，这些力量奠定了新工业时代的文化基础，这个新时代便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三种文化力量便是：新教伦理、自由伦理、市场伦理，作为一种文化根基三种文化力量的影响到了今天仍然深远而持久。我们的堕落或许能够从三种文化基因上找到些蛛丝马迹并展开思考，这便是本文的初衷。

对三种文化伦理从熟悉到陌生排队，对我们而言或许是：市场伦理、自由伦理、新教伦理。

先说“市场伦理”，这个比较熟悉。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常挂嘴边，市场伦理所宣称的条条道道我们渐有所闻，一些观念深入人心，但整体上看多还停留在观念层面而非行动。为何？还是社会的管理者及其治理机制的问题，看看中石油、中移动、中银行的垄断德行就全都知道了。市场经济更多是对非公经济而言，该死则死，能活便活，而公有经济推进市场化仍举步维艰。何因？既得利益也。所以，市场伦理并非没有或不信，问题出在管理上。

再说“自由伦理”，这个就有点疏远了。

从小受教育都是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但如何评估一个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呢？我想起了美国的《独立宣言》：“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同意而产生的。”写完这段话，我真觉自己是个叛徒，因为本国的《宪法》没记住。

不用多说，在自由伦理方面我们必须承认做得还不够，不是不够好，而是相当差。尽管无法证明它与今天的商业堕落是否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但和谐、自由、平等的社会环境，我想对道德的坚守肯定是有益的。而道德不是教育出来的，更不是管理出来的，而只需给予自由。人们的自由多了，政府的自由就会变少，这就有点难办了，问题就在于此。

最后说说“新教伦理”，这个就根本摸不到门。

什么新教伦理就别解释了，自己看书吧，算是一种教会思想的革命吧，先是马丁·路德提出的“受上帝感召”的思想，后是加尔文关于“上帝的选民”的概念，这些都给信徒们注入了一种新的精神。这些精神有什么用呢？又怎么由此诞生了资本主义精神呢？简单讲，精神会带来一种力量，而人又是一种精神的动物。麦克莱兰在《成就社会》一书中探索的是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心理因素，他把这种心理因素称为“获得成就的需求”，即“成就需求”。他发现，强调个人主义的宗教，如新教，倾向于与高度的成就需求相关，而强调权威主义的宗教，如传统的天主教，往往只具有较低的成就需求。

这下明白了，原来宗教信仰与人们在工作世界中向上流动的能力之间存在一种关系。麦克莱兰进而得出，最积极进取的人是犹太人，其次是新教徒，最后是天主教徒。这是个重大发现。通常在不发达的国家中，问题可能是缺乏成就需求，反过来，对成就需求价值观的反复灌输可能会为自我帮助方案提供手段和方法，从而加快工业化的发展或调整。

成就需求？难道我们没有成就需求吗？每年一次的高考大战、公务员大战，不正体现了中国人高涨的成就需求吗？错，这些充其量算是对“成功”的需求，还是打引号的。由于我们缺乏宗教信仰，我们的成功或成就缺少一种基于价值观的根基。为什么考大学、考名校、考热门专业，为了日后工作好、赚钱多、出人头地，说白了还是世俗中的低俗。我不想让每一个人都追求什么成佛，用不着。但世俗中也有高尚，比如为自己的兴趣、为社会服务，说白了，我们没有理想，这是教育的责任。

当然，一个民族的宗教信仰并非一朝一夕之事，我们退一万步，不谈新教伦理这种文化的影响，看看隔海想望的宝岛台湾，咱们算是文化上一脉相承了。可台湾却没有出现如此多且恶劣的“苏丹红”、“地沟油”。

为什么？我只能说，当一种文化根基缺乏或缺失时，其它的根基健康将有助于推进市场经济的良性成长。于是，问题又转向了市场伦理和自由伦理，这两个文化本是我们应该能做好而没有做好的，原因就在于此，而为什么没做好呢？是老百姓的责任吗？不是，当然不是。

该怪谁？自己想，怎么办？自己看。